澳门叶挺故居。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秘密机关和招待所。图为当今的铜锣湾夜景。
土地革命时期，港澳地区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似乎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多名中共领导人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传递革命烽火。这一时期，以香港为华南总站，一条中央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共中央与赣西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之间的红色血脉，被称为“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航线”。
避风港
1927年10月的一天，一条小船在疾风大浪中悄悄接近香港。船里是病重的周恩来，以及忧心如焚的叶挺、聂荣臻和当时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从广东陆丰上船，颠簸了两天一夜后，终于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们激动万分。
这是聂荣臻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所叙的一幕。南昌起义后，辗转流离的革命者们将香港视作了避风港。
从1927年到1949年的20多年间，分属中共、国民党各派别、内地军阀、殖民政府甚至国外间谍、苏俄职业革命者等政治势力的各色人物，都曾以港澳这两个东方“自由港”为阵地，进行生死博弈。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各色人群，成为了天然的掩护，这里既是中共连通内地与海外的重要桥梁，也是反革命风暴席卷内地时相对安全的所在。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曹二宝告诉记者，在1927年4月17日，就是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仅仅数日，中共广东区委就转入了地下并转移香港，并陆续在香港活动，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刘蜀永介绍，1927年10月，周恩来曾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养病，并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1929年和1930年，邓小平曾两次到过香港，并与党内同志开会讨论工作。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就曾到过香港，利用香港开展革命工作，对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经有所认识。而这种历史渊源，也一直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日后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刘蜀永说。
澳门亦同样接纳了共产党的多名领导人。澳门贾伯乐提督街76号，一栋带着前花园的两层小楼，是叶挺将军的故居。1927年8月，叶挺在南昌起义后，由澳门特别支部安排，在澳门隐居一月有余。当年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再次回到澳门隐蔽起来，半年后前往苏联和欧洲。1932年-1937年，他从海外归来，定居澳门。
如今，这栋故居被重新修葺后向外开放，南国天气晴好，风拂过小院棕榈，回响着历史的悠长余音。
大动脉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的评价。
曹二宝对记者说，1927年“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中提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中共在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共有3条主线：北方线、长江线和南方线，其中南方线有4条支线。但2条主线和南方线的3条支线，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只有南方线的一条支线“华南线”，一直安全运作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撤出中央苏区。
1930年1月，一条由上海到香港，再到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和福建永定、上杭、长汀，终点是江西瑞金的“韩、汀江线”即“华南线”被打通。
香港是当时华南交通总站所在地，是交通线得以严丝合缝运转的一个重要齿轮。
上世纪30年代初的铜锣湾，洋楼林立，双层电车缓缓驶过，各色人等行色匆匆。戴着珐琅眼镜、西装革履的饶卫华走在人群中，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华南交通总站首任站长。
“总站的职能不同于其他大站，其他站是线上的一个节点，香港站依托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及所领导的机构资源形成的工作平台，成为一个枢纽，连着多个方向，北往广州、南雄，西面通向河内、龙州、百色等地区，南面联系海外党组织，东面就是‘韩、汀江线’。”华南交通总站首任站长饶卫华的儿子、广州南沙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饶潮生告诉记者，华南交通总站不仅辐射华南地区，也链接全国各地红军、各苏区，乃至海外的共产国际。
饶潮生介绍，饶卫华来到香港后，首先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一个秘密机关和招待所，以接待从上海临时党中央送来的干部。他还多方寻找、接收、甄别、安置那些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革命活动或正在被敌人追捕的党员，帮助他们找回组织或隐蔽或转移。
在饶卫华后，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与丈夫李少石曾负责过香港交通站的工作。香港交通站当时就设在廖梦醒家，苏区来的报告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再交给交通员发出来。苏区的很多文件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正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把文件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以华南交通总站为中枢，中共在南方构建了一张情报资金物资网络，特别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蜿蜒曲折数千里路，坚持斗争1300多个日夜，山长水远，生生不息。在漫长的地下斗争中，这条交通线是时间最长、作用最大、也是唯一没有被破坏的交通线，被称为“党的血脉”。
生命线
在华洋杂处、商业繁荣、通商海外的香港，共产党利用华南交通总站，成功运作“中央红色交通线”。据曹二宝统计，四年中，走过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人物有200多人。
其中，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0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任弼时、邓小平；“十大元帅”6人：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国解放前牺牲的中共名将叶挺、恽代英、彭湃、左权等；还有“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和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以及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杨尚昆、邓颖超等。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秘密转移苏区的中共中央机关全体人员，都通过这条交通线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把香港作为华南交通总站，突显了香港在中国革命中就有的内地难比难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曹二宝说。“相比国民党在内地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人’的白色恐怖，香港的对敌斗争环境相对宽松。特别是300万苏区军民年需900万元食盐、600万元布匹和各类紧缺的军需物资，不可能在国民党军警特对苏区实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严密封锁下，全都在内地征集或采购。”
除了将重点人物送往苏区，红色交通线还为苏区供应了大量物资和接受转送来自各地筹集及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是一条真正的“生命线”。
曹二宝告诉记者，“作为国际通商要道的香港，给中共提供了到全球主要是东南亚采购物资的便利。苏区土改没收和反‘围剿’战场缴获的金银珠宝等硬通货，也可在香港或同是华洋杂处的汕头、上海，兑换成海外或内地通行的钞票，用于采购物资或上缴中央作为革命经费。加之，内地陆路关卡众多，而香港水路进出内地相对方便、海路进出上海相对安全。”有数据显示，中央红色交通线完成了高达6000多担重要战略物资的输送。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交通线，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中秘密传递的情报、护送的人员和物资，全部安全无损。创造这个传奇的，就是无数英勇机智的交通员。”曹二宝表示。这条红色交通线上的足印，深深烙下了艰苦年代共产党人的不屈精神与崇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