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齐聚香港。1941年底香港沦陷时，被困在香港的上述人士有300多人。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挨家挨户检查，搜捕抗日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并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机关还以各种手段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茅盾等到日军司令部“会面”。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万分危急。
党中央和南方局对文化人的安全极为关注。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当日，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等，指示向东南亚及东江撤退文化人、党的人员。南方局随即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其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求就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转移和安置等事宜，进行周密部署，精心安排。
廖承志、张文彬等迅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转移。会议决定首先与滞港人士取得联系，帮助其转移住地并将其护送到港九抗日游击队交通站，再转送到惠（阳）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港九地区的护送工作由刘少文负责；从九龙到惠东宝，再到惠州的护送工作，由东江游击队负责。其后，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交通网，开辟了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东线是从九龙经西贡，进入大鹏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进入惠阳抗日根据地的海上交通线；西线是从九龙、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白石龙根据地的陆上交通线。游击队除在交通线上建立接待站外，还深入九龙市区建立交通站和联络站。
营救的实施工作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日军进攻香港时，文化界人士及民主人士多从九龙撤到港岛。香港沦陷后，因日军的搜捕，他们几易住址，要取得联系困难较大。有关同志根据廖承志等提供的名单资料，不辞辛苦，逐一找到相关人员，并将其迅速转移到秘密住地。
1942年1月1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港岛铜锣湾偷渡到九龙红磡码头。随后，在交通员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抵达西贡，在西贡附近的小港湾坐船，渡过大鹏湾后在沙鱼涌上岸，再转至惠阳抗日根据地。9日，化装成难民的邹韬奋、茅盾等第一批文化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利用日军疏散港九难民的有利时机混杂在难民中，避开日军岗哨的检查，顺利登上停泊在铜锣湾避风塘的大驳船；翌日凌晨3时，又趁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乘坐用重金雇来的小艇穿过海港，在九龙红磡上岸，安抵联络站；11日，离开九龙市区，经荃湾进入元朗，顺利通过日军封锁线，抵达宝安白石龙根据地。此后，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经东、西两线（主要是西线），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克服艰难险阻，撤到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另外，夏衍、范长江等几十人先从港岛撤至长洲岛，再坐船到澳门，经中山、台山等地转往广西桂林。
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新界元朗十八乡杨家祠
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至1942年5月，被营救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300多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余人。秘密大营救受到党中央、社会各界的赞扬和好评。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加强全民族的抗日团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