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炮制皖南事变。大批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的文化人士纷纷从内地转赴香港。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利用香港这一特殊社会环境，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等地。2月，廖承志几次约请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和夏衍等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会议确定的办报方针是：对内坚持党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策略；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绥靖政策”和“远东慕尼黑”阴谋，斗争中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确定报纸名称时，廖承志想出以《华商报》作为报名，寓意“华侨商人的报纸”。因为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而且此报名也能为工商界人士和一般市民所接受。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4月8日，《华商报》以晚报的形式创刊发行。为了增加商业气息和体现统战面貌，报纸选取孙中山墨迹“华”、“商”、“报”三字作为报头，报社还约请何东爵士等社会名流在创刊号上题词。报社社址为中环荷里活道102号，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邓文钊和范长江任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廖沫沙任编辑主任，陆诒任采访部主任，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
《华商报》创刊后，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抗战功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以及国际进步力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民主人士丘哲对该报作出高度评价：“香港的华商报曾经是抗战时期南中国人民进取的号角，喊出中国人民的呼声，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12日，《华商报》停刊。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复刊，由晚报改为日报，邓文钊任督印兼总经理，饶彰风任副总经理，刘思慕任总编辑，廖沫沙任副总编辑，狄超白任主笔。
《华商报》发刊词、复刊词
《华商报》复刊后，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的罪行，表达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配合国共和平谈判，促成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山东解放区，使华南人民革命力量得以保存；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征”苛政，吹响了人民群众反“三征”斗争的号角；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推动华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批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帮助一些人士认清形势，丢掉幻想，站到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总之，《华商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成了射向敌人的名副其实的“纸弹”。敌人对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捣毁它在广州的分社，进而又予以封闭，禁止输入内地。但真理的声音是无法封锁的。人民热爱《华商报》，把它看作“指路明灯”。党的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传送《华商报》，游击区的指战员争相传阅；国统区以及海外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华商报》，明白了革命道理，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国民党官兵看了《华商报》，坚定起义的信心，投向了人民阵营。
中国共产党以《华商报》为阵地，团结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除邓文钊、刘思慕、廖沫沙、狄超白、千家驹、陈此生外，还有陈嘉庚、夏衍、萨空了等。报纸各版由一批知名的编辑、记者负责，也得到著名作家、艺术家郭沫若和司马文森等的热情支持，为该报撰写文章。《华商报》还得到各民主党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马叙伦、沈钧儒、蔡廷锴、李章达等的支持。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华商报》完成历史使命，自动停刊。报社大部分人员则遵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转往广州创办《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