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以其孙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国际上和华侨中的崇高威望，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方关注的目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宋庆龄的安全，建议她尽快离沪去港。宋庆龄尊重他们的意见，于同年12月底抵达香港。
宋庆龄到港后，即凭借香港连接海内外的特殊有利位置，利用英日之间的矛盾，加上自身的魅力和优势，着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把香港作为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宋庆龄与廖承志商议后，决定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一个沟通海内外、以战时救济为宗旨并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廖承志、潘汉年给予大力协助，帮助宋庆龄制定保盟的宗旨、任务。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九龙寓所小客厅里，保盟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在港岛西摩道21号。保盟以“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支援抗战”为宗旨，宋庆龄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保盟中央委员会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夫人、法朗士、廖承志
保盟《新闻通讯》英文版
保盟的中央委员中，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有印度国大党领袖贾•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美国报业巨子克莱尔•布斯•卢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等国际名人。宋庆龄还邀请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达•克拉克女士任保盟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任名誉司库，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主管宣传。
保盟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和协助下，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其中包括港英政府官员、银行家、工商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
保盟成立后，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仅用一年时间，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到约25万港元的捐款及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对于海外侨胞寄给保盟的捐款和物资，保盟复信时落款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对宋庆龄充满崇敬和信任，他们都以得到她的亲笔签名或印章为荣。
1939年4月，保盟接到新四军急需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的求助信。宋庆龄很快募集了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等紧急援助物资，并送往根据地。5月，宋庆龄得知长江流域的抗日队伍伤病员寒衣匮缺，即发起“两万条毛毯运动”。许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助毛毯、寒衣和资金。仅半年时间，“两万条毛毯运动”就取得圆满成功。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奇缺。保盟随即在短期内募集了大批药品和其他物资支援新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和第一架大型X光机都是由保盟捐助的。
此外，保盟还动员许多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国际和平医院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德国的米勒、美国的爱罗色、加拿大的于文以及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等。他们救治了许多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卫生工作者。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前夕，宋庆龄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到达重庆，后在重庆继续开展保盟的活动，并努力为坚持团结、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奔走。
